在EMBA《公司金融》课程后，北京邮电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EMBA (中外合作办学) 2024春学生李中兵向卢骏教授提出了三大金融难题：资源资产、外资博弈与民企融资的破局思路。从国有资产交易困局到中美金融资本对抗，从中小企业融资难到金融改革新方向，EMBA《公司金融》课程卢骏教授的观点，每个关注经济的人都该看看！

卢骏 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应用经济学博士
法国里昂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法国里昂商学院GEMBA项目学术主任
法国里昂商学院GDBA博士生导师

李中兵

北京邮电大学-法国里昂商学院GEMBA项目2024级春季班在读学生

问题1：现行市场条件下，我国庞大的资源型资产未能进入市场交易遗留下巨大的货币化和金融化空间，如何将这些战略性资产进行货币化金融化并交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刺激经济活力？

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涉及到深层次的制度建设，课程里讲到的公司治理内容虽然有所涉及，但没往深处谈。这些问题有的和顶层设计相关，有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短期内很难解决。下面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量资源型资产没进入金融市场交易的情况，这个判断是对的，核心是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怎么交易的问题。这么多年来，股市里的国企只是很少一部分，国有资产交易的问题一直没彻底解决。因为只要是国有资产，就容易被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标签，不管是国企领导还是市场设计者，都没动力去推动这件事——毕竟做了可能日后被追责，谁也不想冒这个险。

不只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农村土地流转，讨论了一二十年，农民的宅基地虽然能盖房子，却不能自由买卖、变现。说是为了“保障农民不失去土地”，这个理由让人很难反驳。这些条条框框，有的是历史遗留的，有的和我们国家的性质有关。大家都觉得这是问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要把这些资产变成货币、进行金融化交易，难度非常大。有些背景强、政治实力突出的企业，可能会在A股或港股上市，但也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股份；或者通过国内债券市场融资，可还是没彻底解决问题。债券市场规模虽然大，但大多是国资背景的金融机构之间互相交易，某种程度上属于国家队左手倒到右手，与真正的市场化定价、交易还有一定距离。所以，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些资产应该货币化、金融化，但短期内看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问题2：中美两个金融强国的金融资本的币缘战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对抗性矛盾，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机性战略产业并购，部分游资投机做空全球，实行新的圈地运动，中国该如何既能充分利用外资同时避免沦为国际游资的韭菜？

第二个问题，中美金融资本的竞争对抗，这个更复杂，有点“既要又要”的矛盾。如果在开放的市场里竞争，难免会有局部“被割韭菜”的情况；可要是把市场封起来，限制外资流出，虽然能保护国内市场，却会让国企、央企在国内的优势环境里，练不出市场化竞争的能力。

过去十几年，很多国企央企去海外投资，得和国际资本真刀真枪较量，结果经常“被割韭菜”。对方甚至不用耍什么花样，就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就能让我们花更高的价钱，买到质量一般的资产。

这事儿有两面性：对国内市场保护多了，海外竞争力就受影响；但好处是，过去几十年国际游资在新兴市场来回流动时，中国没受到太大冲击，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不过，要是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投资减少了，以后可能就得靠中国资本出海并购，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而不只是被动防守。

回头看看，日本三十年前和中国现在情况差不多，后来他们的资本大量去海外投资并购，形成了庞大的海外投资市场，做得挺成功。中国估计也会走这条路。

所以，中国企业得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投资竞争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在海外发挥影响力、做好投资，是需要重点研究和推进的事，而且不能只靠国企，民企也得更多参与进来。

让民企出海，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资本管制，能不能让民企出海，允许多大规模；二是怎么让民企尤其是高净值人群，对中国有足够的信心，让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在国内需要的时候愿意回来，比如国内经济有困难时能回来帮忙。日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得调整管理思路，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的。

问题3：当前国内金融行业增加值占据GDP的比重已经超越美国等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但是现实是国内金融中介成本仍然高企，如何破解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新的观点，国家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战略性的政策储备？

第三个问题，国内金融中介成本高，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人说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其实这组数据不能简单对比，因为两国金融结构完全不一样。课上也讲过，中国的金融行业几乎完全由银行主导，而美国主要靠资本市场，更市场化、偏轻资产运营，所以直接对比GDP占比意义不大。

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这是事实，做过民营企业的都有体会，这和资本市场的治理有关。课上也提到，银行是政府的“亲儿子”，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屏障，政府首先要保证银行安全，绝不允许出现美国金融危机时大量银行倒闭的情况，所以存贷利率差很难降下来。

另外，银行受管控很严，是风险偏好非常低的金融机构，这也和其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没发展起来有关。银行本来就不适合做风险投资，所以对中小企业，要么不愿意贷款，要么贷款时附加很多限制，贷款利率也高，导致中小企业想从银行融资很难。

在政策上，对银行更多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来进行调控。比如这两年要推动高科技行业发展、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政府就会鼓励银行或者发文件要求银行支持本地高科技企业贷款。以前银行发放贷款给大企业写一份信贷评估报告就行，现在要给很多中小企业写几百份报告，就是这么个情况。

至于贷款利率，也是上面说要给某些行业定向降低融资成本，或者给本地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帮助，降低利率，哪怕企业经营状况暂时不太尽如人意也给融资。这些都是临时办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支持。

本质上，这是改革进行到一半的状态，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现在只能用灵活的方式解决问题。早年经济发展快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阻力小一些；现在经济增速放缓，大家都缺钱，解决起来就更难了。

最后总结一下，还是有很多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这几年中央明确要求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点很重要。早些年金融有点过度自由，很多人搞金融就是投机、放贷，这肯定不行。现在方向变了，要让金融和实体产业结合得更紧密，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的工具，这个方向是对的。

另外，中国政府和大企业很敢也很会把新技术用在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领域。这两年常说的“科技金融”，就是政府在推动高科技在金融各方面的应用。

国内的支付交易，不管是银行转账还是其他支付工具，在速度、安全性、方便程度上，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信贷风险管控上，也用了很多科技工具，同样走在世界前列。这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政府和企业都很有动力把高科技用在金融上。

还有，中国政府对新事物虽然管控严、推进谨慎，但经常会留个试点，比如在某个区域或领域先试试。像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内地管控很严，但香港这几年在大力推进它在数字货币上的应用；央行这几年也在搞数字人民币试点。这种试点模式，是中国改革中摸索出来的有效办法，经过了历史检验。所以，对于未来金融持续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

公司金融课程交流笔记中卢骏教授观点解读

李中兵整理于2025年7月